另一次，我假装在医学图书馆查阅资料，“偶然”坐在了他斜后方。

他正在电脑上快速浏览一些关于“国际性别医疗权益”组织的网页，并在一个加密聊天窗口里打字，内容涉及如何利用“东方典型案例”来推动某项法案，以及“目标人物Gor”的“特殊价值”。

我的心脏猛地一沉。

我动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，特意找Max帮忙，请他的黑客朋友，获取了更多信息。

Austin不仅仅是麻省总医院的医生，他更是一个活跃的、有犹太背景的平权组织内核成员，该组织与美国驴党关系密切，热衷于在全球推动其政治议程。

而Gor，因为其特殊的身体状况和商业影响力，成了他们眼中极具“象征意义”和“宣传价值”的“典型案例”。

所谓的“订婚”，所谓的“旧情复燃”，很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、旨在将Gor绑定、并利用其达成政治和商业目的骗局。

Austin长期怂恿Gor进行手术，不仅仅出于“医疗建议”，更是为了制造“被迫害”的叙事。

愤怒在我胸中燃烧，但更多的是冰冷。

我不能让Gor落入这种圈套。

我没有选择正面冲突或直接告知Gor——那可能会让他觉得我在诋毁他的“朋友”，反而激起逆反心理。

我设计了一个“巧合”。

我故意邀请Gor和Austin观看一场在林肯中心举行的、与医学伦理有关的小型先锋话剧，剧本是我精心挑选的，涉及学术欺诈与情感操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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