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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正文-----

采访，开始于“结束”之后。

“你们为什幺要做这件事？”

录音笔的红色光点像一只微小的、审视的眼睛。李棠没有立刻回答。

窗外，九月的桂树正褪去最后的甜香，一枚焦黄的叶子打着旋儿，撞在玻璃上，滞涩地滑落，像一段被强行剪断的胶片。

她收回目光，看向记者，瞳孔深处是风暴过后的深潭：

“你是来为我们撰写墓志铭的吗？‘此地长眠着几位试图点燃火柴照亮黑夜的烈士’？”

记者嘴角牵动，微笑：

“我更想记录火种本身。”

李棠下颌线条微紧，随即松弛。她端起微凉的茶杯，用腹部感受瓷壁的粗糙：

“好。但别期待凯歌，也别只看见墓碑。我们不是殉道者，只是想……在失语症蔓延的疫区，找回一点发声的力气。”

她的声音不高，却像钝器敲打空气。

“镜内花园事件”已过去两月。操场上，运动会的喧嚣隔着玻璃嗡嗡作响。新一期《青春坐标》油墨未干，整齐地堆在收发室角落。手绘插图静静展示着女性身体内部图景：“卵巢”、“输卵管”、“子宫”，但它们承载的勇气与知识，却已彻底消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

社团诞生

李棠的“哲学避难所”计划，终结于一次跨系课程《疼痛心理学》。

医学院的周鹂，瘦削而冷静，如一柄手术刀，展示一张图表——女性慢性盆腔疼痛患者的平均确诊延迟时间：7.2年。她缓缓说道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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